信仰有一种不受个体控制的魔力，驱使人们做出理性计算难以证成的决策，甚至完全违背自身利益的决策。

另外，在这些政策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值得做，尽管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在我们国家因为失业保险覆盖不全，有很多的失业人员得不到社会保障。而且它具体措施很多，如预交税，就是在没有实现利润之前先交所得税，过后如果交多了再退。

但投资要有一定限度，不能无限扩张，而且要选择合理有效的投资项目。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倒闭、裁员、减薪情况普遍，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限制居民消费。不能企业收入下降很快的时候税收不下降，或者说下降的幅度慢于企业收入下降的幅度，那企业的负担就是加重的。但在疫情冲击下，经济下滑比较快，政府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扩大投资，采取一些短期措施促进经济恢复，我认为是合理的。通过这些监管手段的改善，完全可以做到随时发现有不良情况就密切关注，防止出现严重问题。

《财新时间》：根据您之前的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在民生保障方面的比例和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次疫情会成为一个长期结构性调整的催化剂吗？ 王小鲁：我过去也做过一些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民生支出可能至少占政府支出的50%左右，甚至超过50%。王小鲁：我想可能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根据过去的经验看，消费的变动可能是个慢变量，比如当经济下行时，消费可能下降要慢一些，经济走向恢复的时候，消费的恢复可能也会慢一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诸国的主导性经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互联网领域表现得尤其显著。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理性地考量很多问题。经济学家熊彼特解释资本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创造性破坏，用到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对中国来说，发展还是硬道理，监管体系不仅需要考虑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考虑生存发展问题。在第二个层面，如果认同政治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表现为民粹主义，那么民粹主义的外部表现就是民族主义。

不仅是技术控制，更难以改变的是生态控制。除了互联网，重要的技术型公司大多属于国有经济。

这可以从近年来美国组织国际力量围堵华为的过程中看出。一些产业因为互联网公司的兴起而衰落，而另一些产业因为技术赋能而得到发展。无论是欧洲的经验还是美国的经验都对中国有参照意义，但简单地照抄照搬他国的经验会导致颠覆性错误。互联网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是以前所有技术进步都不能比拟的。

和欧洲相比，中国拥有诸多庞大的互联网公司，因此在制定互联网规则上至少在理论上拥有更大、更多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因为如前面所说，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欧洲和日本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互联网公司。一种新技术的产生对原有社会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的。中国也需信息时代的监管体系 中国也不可避免要对大型互联网公司确立一套监管体系，因为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在产生着类似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影响，所不同的只是方式和程度而已。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也和政府的宽松政策分不开。因此，在美国的围堵下，华为今天面临巨大的困难。

在社会层面，互联网把传统基于工业化之上的等级社会迅速转变为扁平的网络社会。尽管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但这些公司基本上还属于技术应用类型，缺少原创性技术。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美国从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都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或者国家组合能比拟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这些平台企业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管控在线服务，保证跨境数字服务平稳运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不仅为各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也对各国的经济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外部环境甚至比内部环境更为重要。对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来说，还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美西方不仅垄断了大多数互联网技术，而且也是标准的制定者。美国政府不仅禁止自己的公司向华为提供产品，而且也迫使其他西方国家停止向华为供应产品。

欧洲本身（也包括日本）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处于守势，因此其监管体系反映的是欧洲的防守型地位。不管什么样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确立信息时代的监管体系。

华为是中国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关键技术依赖进口。在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之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

没有任何有效的政府政策可以决定互联网公司的产生、生存和发展。这说明，中国的互联网一旦走出国门，那么就要接受美国的标准。互联网所带来的所有这些深刻的变化冲击着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无论是内部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在政治层面，互联网促成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基于一人一票之上的政治平等，即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某种形式和程度的政治参与，但同时也正因为互联网有效扩展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从而导致民粹主义泛滥，政治参与过度甚至畸形，传统政党政治处于解体过程之中。

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表现为非理性，催生和加深着国家间的冲突。互联网公司的大多数原创性技术来自美国，中国是将美国技术进行应用或者改进。

美国是地地道道的互联网霸权国家，也一直是互联网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在第一个层面，互联网有效推动着全球化，促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地方价值的冲突，认同政治因此泛滥起来。

+互联网或者互联网+成为产业的常态。互联网产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尽管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但欧洲已经率先制定互联网行为规则。正因为如此，美国一直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最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现状决定了无论是反垄断还是监管，中国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由于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问诊等商业形态的出现，传统上处于劣势的一些社会群体（如居住在偏远农村的居民）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得到一定改善，但另一方面，因为财富和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网络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等级性，越来越不平等。

原因很简单，和美国相比，中国互联网公司面临全然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作为一种新技术，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

在确立监管体系方面，中国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考量。一旦脱钩，中国互联网即使生存下来了，也很有可能变成内联网。

在经济形态方面，互联网的影响是显见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概括地说，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基本上取决于两大要素，即中美竞争国际大环境和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治理制度，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